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这说明什么，从全球经济形势看，近年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都降到较低水平，确实存在回升的可能，但是经济如此低增长态势，对各国就业增长、财政收入等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么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这说明什么？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这说明什么1
一、经济量的巨大化，且严重失衡
先看经济产值，美国已接近二十万亿美元、中国七十多万亿人民币、日本五百多万亿日元……
其次看外汇交易额，2013年9月6日，据国际清算银行调查报告显示，三年来全球外汇日均交易额达到5.3万亿美元，为全球贸易的几十倍1）；
再看金融交易额，截至2008年2月，美国本土上挂单的金融及金融衍生品交易额高达280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经济产值十几倍。很明显巨量的金融交易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结果酿成金融危机。
当危机一爆发，巨量金融交易几乎都变成不良债权压垮了很多金融机构。自从2007年4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几年间，美国倒闭金融机构高达500多家，好在美国有存款保险制度没发生挤兑恐慌。除众多金融机构倒闭外，还有通用汽车等257家企业也被淹没在金融危机带来的倒闭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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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凯恩斯政策无效
今天，遭受金融危机的经济就如同遭遇狂风恶浪而沉没的巨轮，拿什么能撬动它？靠可怜的财政刺激，如今靠借债度日的各国政府有多少收入可供刺激？靠各国央行的货币宽松，央行又有多大宽松的空间？靠降息政策，美日等多国已连续多年实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效果何在？
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政策（实为通胀政策）应对经济危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学者发现低利率政策越来越无效，因此开始质疑低利率政策、尤其“零利率”政策的效果2）。
其实，凯恩斯政策不是越来越无效，而是本来就不具有那些效果。凯恩斯学派将凯恩斯政策效果传导机制做如下解释。
增加货币-→降低利息-→投资增加-→经济增长。
如果去掉这一传导式的中间环节，则为增加货币-→经济增长。这就是通胀政策的理论基础，也可以说是长期以来凯恩斯政策实行者及其御用经济学家的主观愿望，并非政策本身具有的效果。
实行增加货币的膨胀政策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实体经济确实货币不足，增加货币才可能凑效，但能否凑效，还要看所增货币是否流入实体经济。货币流入实体经济，生产会扩大物价会上涨，就会产生膨胀效果；第二个环节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投资预期收益率上升，投资才有可能增加。
否则，若果投资预期收益率下降，即使降息会降低投资成本，企业也不会增加投资。企业投资的增减并非取决于利息高低，如果投资收益率不高甚至降低，央行再怎么降息企业也不会增加投资。
实际上，降息政策无效早已被很多国家降息政策实践所证明。比如，日本2002年以来实行多年“零利率”也未能收到预期效果--摆脱通货紧缩；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连续多次降息至今也未能使经济复苏。
如前所述，金融与经济过度失衡必然酿成危机。任何经济危机都是对经济失衡的调整。金融危机的过程，就是通过收缩降低商品（包括衍生品）价格收缩金融及衍生品数量，使金融与经济恢复均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会使过度经营金融及金融衍生品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
这是市场进行的优胜劣汰的'自律调整。因此，摆脱金融危机的各种政策与措施必须顺应市场调整，而不是逆市而行。
然而，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采取的宽松货币降息等政策，都是试图通过增加货币来诱发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品价格上涨，进而增加金融交易量，这与市场进行的自律调整是背道而驰的，不仅不能奏效，反而有延缓市场调整进程的负面作用。近年来，美国股市持续高涨就是很好证明。
宽松货币降低利息的最大效果就是推动了股市上涨，并没能支撑实体经济复苏。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并以此来制定实施促使经济尽快走出低迷的政策与措施。
不关注金融，你将会被这个世界抛弃，因为你赚钱的速度很难赶上印钞的速度。笔者不仅是一位现货金融分析师，同时也关注国内外经济形态和动向，大宗商品无一不与经济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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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表现不包括：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deflation)：指在现行价格条件下，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以致商品和劳务的供给超过需求，于是市场银根趋紧，货币流通速度转慢，货币价值高估，物价水平下跌。
通货紧缩类型的划分，对于全面准确地把握通货紧缩的性质、机理，针对不同情况寻找不同的治理对策具有重要意义。按照不同的标准，通货紧缩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主要有：相对通货紧缩和绝对通货紧缩。
相对通货紧缩是指物价水平在零值以上，在适合一国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的物价水平区间以下，在这种状态下，物价水平虽然还是正增长，但已经低于该国正常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所需要的物价水平，通货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
这种情形已经开始损害经济的正常发展，虽然是轻微的，但如果不加重视，可能会有量变到质变，对经济发展的损害会加重。
绝对通货紧缩是指物价水平在零值以下，即物价出现负增长，这种状态说明一国通货处于绝对不足状态。这种状态的出现，极易造成经济衰退和萧条。根据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又可以分为轻度通货紧缩、中度通货紧缩和严重通货紧缩。
而这三者的划分标准主要是物价绝对下降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长度。一般来说，物价出现负增长，但幅度不大（比如—5%），时间不超过两年的称为轻度通货紧缩。物价下降幅度较大（比如在—5%~10%），时间超过两年的称为中度通货紧缩。
物价下降幅度超过两位数，持续时间超过两年甚至更长的情况称为严重通货紧缩，上个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所对应的通货紧缩，就属此类。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这说明什么2
疲弱的经济复苏
自2007-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形势正在逐步好转，但其向上攀升的势头却日益疲弱，并且表现得参差不齐，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用“太慢、太脆弱、太不均衡”来形容本轮经济复苏。
为此，联合国、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几乎所有国际组织每年都要多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期。
IMF在2015年里先后四次下调了未来经济增长预期，其在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世界经济2016年将增长3.4%，虽较2015年的3.1%有所提高，但仍然相当缓慢。稍早之前，世行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则称，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2015年的2.4%提高至2.9%，但低于去年6月时预估的3.3%。
当前世界经济的最突出特点，大约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
第一，这是历史上所有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最缓慢和最乏力”的一次复苏。IMF在将近一年前曾警告说，世界已迎来“低增长时代”，其总裁拉加德用“新平庸”(new mediocre)来描述这一新常态。
而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拉里·萨默斯则相信，全球经济进入了自上一次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令人沮丧的“长期停滞”时期。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的信心和信任的大幅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
2015年达沃斯论坛期间，路透社对全球1300位CEO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3多一点点的企业高管认为世界经济会在可见的未来内改善。而且，CEO们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信心均在下降。路透社的另一项调查还表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公众对企业及政府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第二，这种复苏还因为充满了不平衡和不确定性而极为脆弱。美联储加息、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通货紧缩、生产率下降、颠覆性技术创新、全球贸易倒退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都是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
各自独立地看，这些脆弱性可能都只会拖延经济复苏的步伐，尚不至于构成真正的“危机”，但它们聚合在一起，则足以触发一场新的危机。
花旗(Citi)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去年10月份曾表示，主要由新兴市场引发的一次“温和的全球衰退”在未来两年内有55%的发生可能性，这一观点得到了著名的《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认同。
而IMF定期发布的对主要地区“衰退风险”评估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则认为，虽说当前发生“严重”全球衰退的风险似乎相当低，但在某些地区——最典型是拉美——这一风险甚至超过了50%。
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2015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演讲时也表示，目前全球经济形势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为复杂严峻的一年
横向来看，可以用“分化加剧”来形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各主要经济体的面貌。
如果说全球经济就像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的话，传统上它的四个引擎分别是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在黯淡的态势下，美国经济可谓一枝独秀。即便增长的强劲程度还不如人们所期待的，但过去5年来美国经济一直都在稳步复苏。鉴于美国经济的坚实基础及其在制度及创新能力等各方面拥有的巨大优势，这种复苏的趋势未来依然可期。
而欧元区或许的确已经度过最危险的难关，主权债务危机暂时消退，至少不再是新一轮全球危机的首要风暴眼，经济也略有回暖，但它目前还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风险，仍未摆脱重陷衰退之虞，其高得难以接受的失业率也是随时都有可能引爆重大政治经济危机的一颗定时炸弹。
在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央行“印钞”与财政加大赤字支出）射出已有一段时日，它们在刺激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动能正在迅速衰减，已成强弩之末。由于“第三支箭”（结构改革）迟迟未见实质性动作，甚至达成它的政治共识都尚未取得，加之上调消费税率，日本经济可以说步履蹒跚。
日本经济能够不拖全球经济的后腿就已是万幸，我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它充当拉动增长的正面力量。
再看其他发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资源出口型国家因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而遭受重创，韩国等国则受迫于同中国之间贸易的降温。
而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中国和“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可以说一直是支撑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多年来，来自中国的旺盛需求不仅让大宗商品与能源出口国得以共享繁荣，也极大地稳定了德国这类以高端制造业见长的贸易强国的经济增长。
但曾经是最大的“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现在增长正在减缓，这既是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结果，也将是全球经济今后一段时期内进一步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直接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也严重影响到了经济结构不合理、极度依赖石油天然气等初级资源出口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其中最明显的是俄罗斯和巴西。它们都是体量庞大的巨型经济体，预计这两个国家在今明两年将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危机策源地——实际上，俄罗斯的经济在2015年里已经陷入严重困境。
近年来全球经济的重要亮点出现印度，2015年印度的GDP增长预计将高达7%。有人乐观地预测，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未来它将逐步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新引擎。
因此，当前的最大问题是，仅仅依靠美国这一台引擎能否驱动全球经济以及能够使这种脆弱的复苏维持多久？在现代经济史上，还很少有这么多大型经济体同时陷入如此捉襟见肘的境地。这就是IMF总裁拉加德所抱怨的全球增长“失衡”。IMF还认为，美国终将独木难支，而且，其他地方的经济低迷意味着美元更加坚挺，但这反过来很可能损害美国自身的经济增长。
发达经济体艰难爬坡
在过去20年中，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此消彼长，总体上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化。但在最近3年里美国在恢复其全球经济领导地位方面赢得了明显的成功，重新登上了曾经把持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增长首要驱动者的地位。
2013、2014和2015三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分别达到2.3%、2.8%和3.1%，不仅超出预期，而且不断加速的势头似乎昭示了美国经济复苏的强劲动能和可持续性。这也是去年12月美联储决意升息的基础。
然而，正如美国国内对美联储的升息存在激烈分歧那样，也有人坚持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根基并不稳健，增长动力有减弱迹象，甚至判断这一轮微弱的经济扩张期已经接近尾声。他们的理由是，美国制造业、对外贸易以及企业核心资本开支等数据均不甚理想。
与此同时，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近年来不断两极化的民意所造成的潜在政治风险也可能不利于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这一点，可以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许多言论中窥得端倪。
相比于总体前景看好的美国，欧洲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自2010年以来，持续深化发酵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一直是悬在世界头上的头号警报，以至于2011年9月马赛G7会议期间，一位与会美国高官毫不客气地说“世界经济75%的困难”都是欧元区造成的`。过去几年里，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政府也一再向欧洲领导人施压，要求它们采取果断措施，以切实提振经济。
一般来说，对欧洲的担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欧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体，也分别是美国和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和中国分别有1/5和1/4的出口产品销往欧洲。如果欧洲发生严重的解决衰退，势必影响到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许多与欧洲存在重要贸易关系的国家，例如俄罗斯。
鉴于美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与欧洲的贸易占其经济的比重不高，而中国则是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欧洲经济的衰退对中国的挑战要比对美国大得多。
但第二，更危险的还在于越来越多的欧元区国家可能出现的债务违约而引发的欧元区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甚至欧元区本身的解体。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就会毫无疑问地将整个世界拖入第二次大萧条。今天已很少有人记得，上一次大萧条的主要导火索之一，正是奥地利和德国银行的连环纷纷破产。
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拥有许多欧洲方面的敞口，所以在金融方面美国可能会比中国受到更加严重的打击。
但不管怎么说，比起欧债危机最危急时的2011年，当下欧洲的整体状况看起来已露出了些许曙光。2015年和2016年，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分别增长1.3%和1.7%。在该地区最大的几个经济体中，意大利经济预计将连续三年缩水，法国经济陷入停滞，就连多年来势头一直良好的德国也急速放缓了增长的步伐。
不过，也有一些原先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国家重拾增长动力，其中西班牙有着明星般的表现，它去年的经济增速可望超过3%，是此前预期的两倍。葡萄牙、爱尔兰、拉脱维亚等国也有不俗的表现，只是他们的经济体量不足以向外部辐射。最近两三个月，欧洲的制造业增速已升至两年来的高位，也令人对未来有所看好。
在另一方面，债务危机本身也有所缓解。数据显示，欧元区2015年的财政赤字很有可能低于3%，一些国家的公共财政重建和金融系统整固也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当前欧洲经济中的最大制约因素依然是两个：第一，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第二，通货紧缩的威胁。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
在经历了3·11大地震的沉重打击以及“安倍经济学”前两支箭的强劲刺激后，日本经济的复苏现在似乎走到了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造成的日元走软以及贸易竞争力的提高所带来的短期经济动能目前已显露疲态。2014、2015和2016年，日本的GDP增长分别仅为0.4%、1.1%和1.7%（预计），这使得人们对“安倍经济学”的激进改革方案的信心正在减弱。
如此超大规模的“印钞”计划似乎并未能够达到日本央行期待的推升长期通胀率的效果，一方面，人们不再那么相信这种改革能够真正打破该国的债务和通缩周期，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这种雄心勃勃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政府借贷成本上升，最终酿成欧元区那样的债务失控。
相对而言，英国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境况有点像发展中经济体中的印度，虽然它也无法逃脱欧元区的拖累，但由于卡梅伦和奥斯本采取的紧缩政策已显著奏效，其总的经济状况要比欧洲大陆好得多。
